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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庄严宣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政治主动和战略主动，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践行历史使命中创造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业绩。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中国式现代化”，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践行历史使命中创造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业绩。一方面，牢牢把握历史主动，科学标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新坐标。洞悉时代大势，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深刻把握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从战略全局上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规划和部署，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另一方面，牢牢把握政治主动，提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要求。中国共产党以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牢记“三个务必”的高度政治自觉，掌握政治主动，加强自身建设，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同时，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全方位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蓝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正处于“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只要我们在既定战略上自信自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沿着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康庄大道奋勇前进，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夙愿。【详情】

　　中国式现代化助力构建全球发展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与深入发展，必将加快推动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高质量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各国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新时代。一方面，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新范式。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自身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成熟现代化理论体系，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另一方面，将推动全球迈向繁荣共生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全方位推动了与亚洲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技术合作与人文交流，带动了新一轮产业与技术的匹配性转移，奠定了“一带一路”成为广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认可的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这是工业化以来，发达国家之外的经济力量首次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承担起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推进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任。【详情】

　　从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从领导力量、价值立场、性质方向、战略部署四个维度加以把握。一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价值追求上是高度一致的。坚持现代化建设的人民立场，就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就是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协调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增进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此外，党的二十大非常重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考量，从战略高度谋划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十二项战略举措。【详情】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关键是把握好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人历来强调“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把理想的精神境界融入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中。对完满富足精神世界的追求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决定了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现代化。从现实角度看，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中华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从未来角度看，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的底气和自信除了来自雄厚的物质基础，更离不开每个中国人积厚成势的志气骨气，各族干部群众一往无前、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全民族不断增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不断提升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从人类文明视野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所肩负的重要使命。【详情】

　　稳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安全底板。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国家安全依旧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新征程上，我们只有始终保持战略清醒，清醒认识我们所面临的惊涛骇浪和重大风险挑战，才能够稳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安全底板。一方面，稳固国家安全底板的前提是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征程上，要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稳固国家安全底板的关键是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的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的理念；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既要关注国家各领域、各层级、各方面的安全问题，又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详情】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